中说：“他不可能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吧？”
“或许，他总会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，但目前而言，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更能避开我们的视线。”
另一位警察说：“我们已经发了全国通缉令，但在短的时间内发现他踪迹的可能性非常小。”
张建中便问国资办的人：“厂长和杨副厂长还顽抗到底吗？”
“他们都不承认与老井有任何瓜葛。”
也就是说，目前，很难定他们的罪。虽然，可以因他们与余丽丽的不正当关系给予处分，但他们侵吞的财产却无法追回。
“知道只是定他们乱搞男女关系，并不能把他们怎么样，如果，承认与老井有经济关系，性质就不一样了，所以，坦白交代罪责更大，便都存有侥幸，希望我们抓不到老井。”
“必须摧毁他们的侥幸心理。”张建中问：“林副市长有什么指示？”
“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”
“能不能移交公安？”
由国资办处理多少还是内部谈话，移交公安处理就带有审讯的性质了，或许能起震慑作用。
“这个要请示。”
张建中没点头，也没摇头，心里却想，是不是可以先斩后奏？从某种角度上说，请示是一种怕负责任的行为，而请示更多是推卸责任，给领导出难题，如果，对追查有利，为什么一定要请示？就不能大胆地把责任承担下来？
“先跟杨副厂长谈。”柿子总是找软的捏，张建中说，“由公安的同志跟他谈。”
国资办的人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这合适吗？”
“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。”
“至少，也要请示主任吧？”
张建中很坚决地摇头，说：“不用，这是糖厂的问题，作为厂长，我可以做这个决定。”
国资办的人还是不放心，说：“主任不会怪你，但会怪我们。”
“你就说，是我不让请示的。”
自从接受国资办的审查，厂长和杨副厂长就一直住在厂里的接待所，被监护起来，除了接受审查，就是呆在接待所里写检查材料。开始几天杨副厂长还写一些与余丽丽的瓜葛，涉及到经济就也像厂长一样嘴硬，说他没什么要交代的，便用沉默与组织抗衡。
杨副厂长被唤到张建中的暂时办公室，见屋里坐满了人，很客气地跟每一位打招呼，还掏出烟来一个个敬。
张建中制止他，说：“你老实交代你的事情比什么都好。”
“要说的，我都说了。”杨副厂长说，“你们不能相信余丽丽，更不能相信厂长，我与余丽丽是有不正当关系，但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而且，也是她主动的。”
“今天，叫你来，不是要你说这些。”
“那我就什么要交代的了。”
“有没有？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我说了算，要公安的同志说了算。”张建中说，“今天，主要是公安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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