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原由，心内想着若是对方也提冯邦宁的事，就得给他们透点底，增加一些他们的信心。

　　陈有方似乎对昨天那场冲突一无所知，只道：“堂尊，这放贷之事，在用款。如果百姓向官府借贷，我们无钱可放，便有失信用。眼下库中几百两银子，还要应付衙门内的开支，能贷多少能留多少，还望堂尊明确示下以便小人处置。再者，百姓借贷以田为抵，其田产价值多少，田籍归属，亦是件极为复杂之事。卑职只怕才能不济差事有差，有负堂尊信任。”

　　刘鹏也道：“是啊，卑职也有类似顾虑。卑职一向是在衙门里负责刑名之事，于钱谷之事所知有限。贸然参与只怕有负堂尊重托，万一耽误了公事，这责任实在负担不起。”

　　范进看看两人，心内明白，这便是打了冯邦宁的后果之一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尚怀忠一家那么有勇气，官、吏、役三者身份不同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同。自己的这两个属官，显然有了自己的打算，有些想退缩了。

　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，这也导致了每个人在遭遇同样的问题时，会做出不一样的回答。从一开始自己严肃打击民间高利贷，推行官贷，就已经想到会面临内部的压力。整顿衙役，就是未雨绸缪，先把最基层的力量控制住，保证这些人为自己所用再想其他。至于胥吏和属官，暂时还来不及整顿，尤其是陈、刘两人级别虽低却是朝廷命官，他们的人事关系在吏部，自己作为上司只能参劾或是在考绩上给他们难看，并不能直接任免，是以要控制起来难度更大。这两人的反水，其实也在范进考虑范围内，只是无法确定是以什么形式。现在看来，他们采用的方式还是相对简单粗暴的：摔纱帽。

　　对抗上司并不一定非要硬抗，拖延懒惰或是把上司命令扭曲进行，都可以算是一种手段。只是上元衙门太小，范进的多重监督加鼓励检举制度，让这种手段没有施展空间，就只能选择相对简单直接一点的方式。以柔性罢工表达自己对上司的不满，这也是老公们惯用的方式。反正这种官方贷款无先例可寻，该把工作派给谁，都是看上官的安排，打起官司来两人也有自己的道理不一定就吃亏。明朝之所以行使很多制度习惯参照古法，而不是自己想一个新办法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。用新办法无成例可寻，安排谁做工作是很麻烦的事。

　　这两人的态度当然是对上官不敬，即使从制度上找不出瑕疵，也不会讨范进喜欢。他们的前程在范进手里，按说是该属于范进这条船上的。从关系上看，范进有着进士科甲底子，又有张居正的关系，这两人也该抱紧他的大腿才对。但问题是，事情不是这么个算法，惹的人也不对。

　　这两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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